“有4个月没见到儿子了，今晚我准备回家看看。”说这话时，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，看了看办公桌上的孩子照片，随后指了指旁边沙发上尚未叠起的被子，“我经常睡在这里，最近一段时间就是打仗。”
武汉市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范学朋。
湖北新冠肺炎疫情告急时，全国各地医疗队紧急驰援，极大缓解了湖北医疗资源的压力，对疫情控制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。
截至4月15日，最后一支援鄂医疗队撤离，但湖北当地的医护人员还在继续战斗。
1月22日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成立抗击新冠肺炎突击队。
直面病毒最早、战线拉得最长的，是他们；坚守时间最久、付出牺牲最多的，也是他们。“湖北医护人员在这次疫情中是遭遇最惨痛、投入最不计后果的。”武汉市肺科医院ICU主任胡明说：“因为这儿就是家啊！我们不守护谁来守护？”
胡明在ICU病房查房。
4月18日，武汉的疫情风险等级降为低风险，城市正在复苏。《生命时报》（微信内搜索“LT0385”即可关注）赴武汉特派记者，在这场疫情阻击战的尾声，采访了多位当地医护人员，听他们讲述在这场家乡保卫战中的战斗故事。
本文作者｜本报赴武汉特派记者 董长喜 张 健
本文编辑｜徐文婷
初期：强度太大了
时间节点：从2019年12月底武汉市报告不明原因肺炎，到今年2月底疫情迎来拐点。
“惨烈！”谈到最初的情况，胡明用了这个词来形容，他把新冠肺炎疫情的前2个月称为“至暗时刻”。
胡明在与国家驻院专家共创的ICU治疗流程方案草图前留影。
胡明所负责的ICU每天满负荷运转，10个极危重症病人，100%插管上呼吸机，最多时7个病人上“人工肺”（ECMO），全武汉最多，有的病人甚至ECMO和血滤（CRRT）同时上。
联合6省直辖市自治区专家合力给患者成功启动VVA-ECMO后，胡明走出手术室欣喜地摆出成功的手势。
“非常艰苦，也非常难。”胡明说，那时人手严重不足，完全忙不过来。“强度太大了！从1月初收治第一个新冠肺炎患者起，到4月中旬患者‘清零’，这100多天里，我们做的相当于过去几年的工作量。”
胡明记得，有一个年轻大夫跟着他查房时，累得站着睡着了。即使这么辛苦，胡明还是不得不逼着团队一次又一次上阵。“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少一个人手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有更多患者会病逝。”
武汉市肺科医院医护人员。
医生
这场疫情最初紧紧围绕着“华南海鲜市场”，于是，市场周围的几家医院首当其冲。
武汉市汉口医院就是最早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3家定点医院之一，医务部主任吕清泉回忆：急诊留观室里，有的患者坐在凳子上，有的躺到简易床上，有的直接坐在地上；室外，条件好的把吊瓶挂在私家车里，条件差的就在三轮车上杵根棍架着……
护士
“90后”的青海姑娘张硕，是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的护士。
“从1月17日到3月上旬，时间过得尤其慢，一个星期就像过了一个月。”张硕回忆说，那时只要一开始穿防护服就感觉抑郁，但忙起来就都忘了，最长的一个班上了20个小时。有一次，刚出病房的同事对她说：“每一天都觉得已经累到了极限，但是每一天又都会觉得，前一天的那些累真的不算啥。”
金银潭医院重症病房护士张硕。
药师
不仅医护人员，连药师的工作也被这场疫情打乱。“我们全科都要去发热门诊药房倒班。”武汉市中心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务人员说，1月2日，医院专门设立了发热门诊药房。
为了尽快让患者取到药，药师们大都连续五六个小时不吃不喝，避免去厕所，一来节省时间，二来可以节约有限的防护物资。
这位医务人员家里有两个孩子，“他们还小，我非常担心把病毒传染给家人，所以最艰难的那段时间，我是一个人在外面住的。”近两个月，他没有和孩子近距离接触过，有几次他实在太想孩子了，就把他们叫出来，隔着小区大门见一见。孩子哭着说：“你快点回家吧，我们都想死你了。”
疫情之下，医护人员除了累之外，更多的是责任和压力。2月初的一天，范学朋刚走出病区，就见一位患者家属在门口朝他跪下了。“范主任，请您一定要尽力，如果她走了，我家就散了。”“每个病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，所以我们身上的担子很重。”范学朋说。幸运的是，这位患者最终治愈出院了。
缠斗：有些人倒下了
时间节点：1月下旬到3月，武汉陆续有十多位医护献出了生命。
大量的病人收不进来，医疗资源严重吃紧，医护人员忙得连轴转，更严峻的是，陆续有医护人员被感染。“有的医生头天晚上还在值夜班抢救病人，第二天就住院了。”吕清泉说：“每倒下一个人，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要有人来填上空岗位。刚开始50岁以上的医生没上一线，后来连快退休的医生都加入了。”
郭琴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一个被感染的医护人员。
1月12日下午出现头疼、浑身发冷，下夜班后体温37.8℃，第二天烧到39.5℃，验了血、做了检测，结果呈阳性。
“当时就慌了。”郭琴立刻想到她护理过的新冠肺炎病人，那些痛苦的呻吟、急促的呼吸、有气无力的状态……幸运的是，治疗3天后，郭琴的症状好转，体温恢复正常。随后，郭琴腾出床位，回家隔离。
1月27日，郭琴的各项检测结果显示正常。她立刻给护士长发了一条微信：“现在病房重患慢慢的变多，大家压力很大。我各项检查结果都正常了，要是专家同意，我就回来上班。”
“最初，武汉最危重的病人几乎都在我这。每天都看不到希望，有时用了所有手段也救不活病人。”胡明说。1月28日，一通电话令他当场泪崩——他的好友、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ICU主任袁海涛，在连日救治重症患者时被感染，病情危重，向他求救。
经过胡明等几位专家的治疗，袁海涛逃过一劫。“他很幸运，第二天就退了烧。”后来听说袁海涛康复并准备返回医院工作时，胡明笑道：“没时间管他了。”
准备上阵的胡明。
胡明觉得，最难过的日子，莫过于一些同行的生命永远停在了这个春天。疫情早期，湖北省超过3000名医护人员感染新冠病毒，其中最牵动人心的是那些殉职者。
3月1日，武汉市中心医院甲状腺乳腺外科党支部书记、主任江学庆因感染新冠肺炎，救治无效后殉职。江学庆最后的时间，是在胡明的ICU病房里度过的，胡明亲切地称江学庆为“老江”。
谈起这位同行，胡明停顿了一会儿，摘下眼镜，用手抹了抹双眼。“我们把能调动的力量、能想到的知识、能开展的技术都用上了，老江却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”胡明和记者说，江学庆主任上了35天的ECMO，病情一直还算平稳，不知为何突然间急转直下，3个小时内就不行了。“很多病亡的患者前期病情平稳，似乎让人看见了希望，但很快现实就会给你无情的打击。”
希望：援军来了！
时间节点：从1月25日第一批医疗队抵达起，共有4.2万多名医护人员驰援荆楚大地。
1月24日除夕夜，金银潭医院护士长王娟得知解放军驰援武汉的消息后，就好像吃了定心丸。“我们不是孤岛，没有被抛弃。”
春节期间，胡明坚守ICU最艰难的时候，来自江苏和北京的两位重症专家郑瑞强和李绪言火线驰援。“当你撑不动时，有人能在后面推你一把，吾道不孤也！”胡明说，尤其安徽医疗队来支援后，医院收治的7个极危重症病人有5个活了下来，这是莫大的鼓舞。
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护理部主任汪晖清楚地记得，大年初二北京协和医疗队抵达中法新城院区的场景：那天武汉下着雨、刮着大风，非常寒冷，医疗队刚到武汉就投入战斗，和她一起改建病房，边整理边收治病人。
“北京协和医疗队带来了大量专业方面技术人员和重症护士，快速弥补了我们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。那一刻，我开始有信心救治更多的病人。”汪晖在北京协和医疗队撤离那天，特地代表武汉人民前去送行：“特别感谢，我们会铭记在心！”
当见到全国各地那么多医疗队陆续赶来，范学朋有了底气：“就像在战场上，快要弹尽粮绝时援军到了。各个医院可以开更多的床位，后来陆续又有了方舱医院等，这让我们正真看到了希望。”
范学朋先后转战阵地四次，从武汉市第一医院到武汉市第五医院，再到雷神山医院，最后又回到武汉市第一医院。他说：“在雷神山的最后几天，我看到了曙光。大多数医院不再需要把病人转往雷神山，一床难求的情况明显缓解，说明疫情真正好转了！”
武汉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。
上海、安徽等多支医疗队陆续抵达金银潭医院，让张硕对病毒的恐惧少了很多。到了2月下旬，张硕所在重症病房的病人明显减少，她有了战胜疫情的信心。病区第一次有患者出院时，张硕和同事们开心了好久。
“虽然我们不能出病房，但还是站在门口目送他。那之后，我们的心态发生了变化，工作时更有劲头了！”3月31日，送别安徽医疗队时，张硕偷偷掉了眼泪。“我以前无法理解，军人为何会有那么深的感情？这些一起经历生死的战友，在走之前跟我聊天说笑。那时我心里有些难过，但并没有多么强烈，直到看着他们一个个转身上车，情绪一下子就崩了。”张硕回忆说。
告别：战斗和生活都要继续
时间节点：4月8日武汉解封，4月15日最后一支医疗队撤离，战“疫”取得基本胜利。
4月份，武汉多家医院陆续宣布新冠肺炎患者“清零”。但胡明并没有太过激动，他和记者说，现在还不能松懈，病人体内的新冠病毒“清零”了，但病毒给重症患者脏器留下的创伤，还要求我们持续的治疗。
“把荣誉和掌声给各地医疗队是应该的。这就相当于自己家失了火，邻居都来帮忙灭火，肯定要先谢谢邻居，这是礼节。援鄂医疗队很辛苦，他们哪个不是冒着风险过来的？”
胡明说：“救治家乡父老乡亲，甚至是同事和朋友，武汉医护责无旁贷。最后我们能打赢这场战役，靠的是湖北人的坚韧，靠的是本地医护在外援强大支持下的忘我拼杀。”张硕对记者说：“武汉这么多医护人员，还没听说有人临阵脱逃，也没有一个辞职的。”
“疫情期间，医患关系变得异乎寻常的和谐，所有患者态度都非常好，眼里充满感激。很多人说医护人员是英雄，其实武汉的人民都是英雄，各行各业都为抗疫、为这座城市出过力，有的基层防疫人员比我们还辛苦。”范学朋说：“疫情让我思考很多，关于和家人、同事甚至整个社会的关系，以及如何面对病人。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，今后我会更加乐观。”
这次疫情也让张硕有了很多改变，她说：“现在想赶快回家抱一下爸妈，说一声‘我爱你们’！”郭琴也有相似的愿望：“等疫情过去，我最想做的是拥抱孩子，和朋友聚餐，跟同事拌嘴。”
“给我补20个大夫、100个护士的话，我还能救更多的人。”胡明觉得有些遗憾，全国400台ECMO，他的科室就有7台。“明明有枪有炮，但偏偏缺人。”重症医疗人才储备远远不够，这一点值得反思。
经此一疫，胡明未来一两年将把主要精力放到人才培养和建设上，“得赶紧把人补齐了。”胡明说，如果孩子今后选择学医，他会告诉孩子：“当医生一点都不苦，这是一个充满机会、挑战和魅力的职业。”▲
本期编辑：郑荣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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